因此，这种对实习生身份的错误认识，并不是与法益有关的错误。
既然是鼓励，与保障人权的义务责任相比，其规范性和制度约束力显然过于偏软，加上《和平权利宣言》本身就具有软法的特性，故联合国《和平权利宣言》对于各国在保护和平权利方面的期待并不是太高，与《世界人权宣言》等基本人权宣言相比，确实底气不足。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一个不断从不和谐社会向和谐社会发展的历史，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愿景
从历史上来看长臂管辖成为在美国霸权日益衰落的过程中维护其世界经济地位的重要手段。（三）以反腐为由对中国大公司进行制裁 对涉及到国家命脉的国有大公司及他们在国外的业务，可能随时面临美国以反腐为名的制裁，公司高管也面临着被美国的拘捕与敲诈的可能。美国肢解阿尔斯通、绑架孟晚舟等，依据都是这部法律。当前，美国国内各利益集团对中国的打压态度基本已形成共识，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配合日益紧密。早在1977年美国就出台《反海外腐败法》，推出国家安全备忘录，将反腐败和美国国家安全绑定。
构建价值观和安全导向的价值链，已成为美国及其盟友的共识，美国或将国际人权法、国际劳工法、国际环境保护相关公约等与经贸政策结合，构建新的政策体系，以此可分化当前国际合作格局（主要针对一带一路），构建排他性联盟，弱化国际法的地位，推行法律帝国主义。中国国际组织、国有公司及一些官商人员在国外的经济活动中可能存在着与美国及在地国法律相左的漏洞，甚至美国也可以以欲加之罪，对中国在美、在美盟国家及其它国家或国际组织等，以莫须有的腐败罪名提出诉讼，破坏中国政府的清誉，使中国政府处于被动地位。这一规则旨在将不具有回避可能性的结果排除在危险实现的规范评价之外。
在早期没有清晰区分归因与归责时，作为补充的中断说或回溯禁止理论可以起到在归因框架内部分解决归责问题的有效作用。(12)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编：《刑事审判参考》(总第79集)，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1页。(33)参见邹兵建：《论相当因果关系说的三种形态》，载《清华法学》2019年第3期，第83页。第二，如果暴力伤害较为严重有致死的危险，归责与否就需要进一步判断介入因素是否创设了新的致果危险并替代了伤害行为的危险而实现为结果。
特殊认知是指客观归责论在判断行为危险范围时，将超过一般人认知水平的行为人特殊认知情形作为一般人判断标准的特例，此时行为危险范围的判断中不再以一般人认知的事实为标准，而直接以行为人特殊认知的事实为标准，(48)比如行为人在行为时已相对一般人认识到了行为危险现实化中的特殊介入因素及其促果作用，就应该将对该介入因素的认知作为行为危险范围的判断基础，此时对介入因素的特别认识，已经开始改变行为危险范围的边界。(31)参见周光权：《客观归责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兼与刘艳红教授商榷》，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4期，第233页。
危险替代原理的具体适用可以有效厘清因果争议，实践三重性标准也可有机转换为更清晰的危险替代指标。二是有可能在先行为的危险进程与介入因素创设的危险进程合并作用实现为结果，在先行为与介入因素共同促成了结果的实现。如果介入因素创设的致果危险并未持续发展，而是在与先行行为危险发生交错作用之前就已经灭失，则介入因素也不可能中断因果关系。1.在先行为的危险朝向结果发展 危险替代的前提是在先行为与在后的介入因素都产生了可能导致结果发生的危险。
(52)Vgl.Hirsch,Zur Lehre von der objektiven Zurechnung,in Festschrift füt Armin Kaufmann,1989,S.249. (53)Vgl.Frisch,Tatbestandsmβiges Verhalten und Zurechnung des Erfolgs,1988,S.588ff. (54)参见陈璇：《论客观归责中危险的判断方法》，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3期，第155页。而这4个案例也同时典型地体现出当前刑事司法中判断介入型因果关系的诸种具体困境：要么缺乏明确标准或理由(案例1与案例2)，要么以事实归因的逻辑来错位解决结果归责问题(案例3)，要么走向纯粹责任分配与规范评价的另端(案例4)。案例3的判决认为，尽管有医院诊治失误这一介入因素，但被告人的投毒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其主要理由是：投毒行为所诱发的糖尿病高渗性昏迷低钾血症是一种较为罕见的疾病，很难正确诊断。(23)将归责视为单纯主观判断从而排斥因果关系归责属性的观点在实行行为与结果归属具有构成要件定型性的情形下与结果归责的立场没有明显的实质差别，因为构成要件及其关系解决了因果关系与客观归责问题，故不需要另行判断(24)。
⑧若介入因素本身异常、受行为派生不独立，且伤害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大，则介入因素不能中断因果关系。如案例3中，投毒者所认识的因果可能性是通过足够剂量毒药致使邻居死亡，而事实上投毒剂量并不足以致死，只是毒药合并邻居自身疾病与医疗疏失致使邻居死亡。
在病情稳定后被转入普通病房。不过就理论总体定位而言，客观归责论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判断原理，其对行为与结果进行实质性的价值判断，因而超越了因果关系的范畴，进入了归责的范畴(34)。
只有在先行为的危险在向结果发展的进程之中，才有进一步判断危险替代的必要。三是三重标准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判断逻辑也不明确，容易导致判断困难。⑦由上可见，这两个案例在类同的重伤案情下对介入因素是否中断伤害行为与死亡结果的因果关系作出了相反的结论。(40)同前注(26)，克劳斯·罗克辛书，第243-245页。而将这一机理进一步适用于介入型因果关系的场域，就以结合介入因素的复杂语境具体形塑介入型因果判断的教义原理。四、危险替代的归责原理适用：以医疗介入类伤害案为例 (一)基于归责的医疗介入类伤害案因果认定基准 就医疗介入类伤害案因果关系的判断情形而言，如前所述，由于伤害行为在条件意义上对医疗的接入具有促成作用，伤害行为与治疗结果的事实因果关系通常都能够成立。
但在实行行为不具定型性的多数情形下，主观归责论排斥在因果关系中进行客观归责判断的立场会造成刑事司法实践仍难解决因果流程偏离与不当回溯的归责问题，从而体现客观的结果归责之必要性：一方面，虽然主观归责通过对因果流程的主观认识要求(如要求故意应包含认识到可能的因果流程)部分明确了归责范围，(25)但由于行为故意发生时具体因果流程还远未实现，此时主观上对因果流程只是盖然性的认识，从而在事实因果流程偏离的情形下可能造成归责判断的困难。第二，结果发生对行为发展来说具有回避可能性。
在投毒剂量不变的情形下，本应被客观归责论视为客观的危险范围与因果判断却根据投毒者是否认识到被害人特异疾病体质的主观特殊认知而改变，出现客观因果关系受主观决定的客观归责主观化问题，也难以符合先客观后主观的构成要件判断逻辑。但实际上应把所谓因果关系中断或禁止回溯要解决的问题放到归责层次加以讨论。
[案例4]邵某与被害人许某发生厮打，邵某将许某左手拧伤，造成左手中指近指间关节脱位，经法医鉴定构成轻微伤。即前述假设案例情形中，影响行为危险是否包括致死结果从而最终影响因果关系判断的并非是投毒者对被害人疾病的特殊认知，而是被害人疾病这一介入事实因素本身是否一开始就纳入行为危险的判断范围。
(二)介入类因果判断的实践三重性标准及其问题 《人民法院案例选》对案例1的注解说明该案因果判断结论的具体逻辑：即综合考虑介入因素本身是否异常、独立，以及在先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大小进行介入因素是否中断因果关系的认定。在介入因素创设的危险实现进程替代了在先行为的危险的情况下，就可以在归责意义上判断介入因素中断了因果关系，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成立。而投毒者对被害人特异体质的认知仅对杀人故意还是伤害故意的主观罪过判断有所影响，从而最终影响刑事责任。如果坚持狭义的因果关系界定而将因果关系视为事实判断问题，就需将因果关系判断与结果归责判断进行区分，在因果关系认定之外单独处理归责问题，但如果使用广义的因果关系概念，就要在因果关系判断中，既认定事实的归因流程，也认定规范的归责评价。
案例2与案例1稍有不同，虽然同样被害人家属要求停止护理治疗，但医院仍然维持了对被害人的基本治疗，最终被害人依然因伤势过重而死亡。(25)参见庄劲：《客观归责还是主观归责？一条过时的结果归责思路之重拾》，载《法学家》2015年第3期，第59-60页。
参见[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第6版)，曾文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9-121页。(49)格洛克承继这一立场，认为为实现归责的目标，特殊认知的主观要素可以成为客观归责的基础。
2016年4月15日，许某因突发呼吸困难、心跳骤停经抢救无效被宣布临床死亡。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条件说补充的所谓中断说或回溯禁止理论认为有意识地影响结果的有力行为如第三人加害会切断在先实行行为的因果关系，(39)如家属有意放弃被害人的治疗导致的被害人死亡可能会切断伤害行为与死亡结果的因果关系。
但如果投毒者并未认识到被害人有特殊疾病这一未来介入因素，从而也未认知到非致死剂量的投毒也可能导致被害人死亡时，同样投出非致死剂量毒药的行为，从一般人标准出发，行为危险的范围就并不涵盖致死结果，因此毒药合并被害人疾病导致的死亡结果就不能归责于投毒行为，因果关系难以成立。受传统因果关系理论影响，司法实务中较少在刑事因果关系判断时区分事实归因与结果归责，而通常将因果关系的认定视为纯粹基于事实的因果律判断。在投毒者同时知道邻居有疾病的情形下，到底是否确认构成要件的认识错误就因一般人标准与行为人标准致生争议，从而难以确定是否能够主观归责，最终不得不依靠客观上的归责评价解决这一问题。(31)然而由于相当性概念缺乏清晰的定型化界定，在具体适用时形成了主观说、客观说、折中说的不同观点讼争：主观说以行为人认识到的事实为基础进行相当判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主观归责的属性。
⑤本案为罗望、屠德宽等聚众斗殴、故意伤害案。不得不说从判断有效性与合理性分析还存在一定的疑问：一是受作用力异常等用语自身模糊性的影响，这一标准具体适用时可能因主观看法差异而结论不一。
⑤ 案例1与2对比，典型体现了人身伤害案件中介入因素影响因果判断的困境与争议：一方面，两个判例从案情来看有其共性，都是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了严重伤害行为，但被害人都被及时送医治疗。(28)将偶然与必然因果都纳入因果关系中可见，这一理论仍然遵循着多因一果的事实因果判断逻辑，是基于归因视角的具体判断。
以结果归责检视因果关系诸理论，应以危险替代作为介入型因果判断的核心原理，将客观归责的危险实现规则转换为介入型因果判断语境下的危险替代规则。最后，因果关系理论中相对明确区分了归因与归责的是客观归责论，其以行为危险的产生与实现的规则为结果归责提供了较为明确的判断理据，从而对解决介入型因果关系的归责标准缺位问题最具借鉴意义。
